怀救民于水火之心
在我国古代知识分子中，顾炎武是毛泽东颇为推崇的一位。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曾把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序言中有关顾的政治行宜和讲求实学的内容，抄录在自己的《讲堂录》里，奉为立身行事的准则，还把顾炎武标举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“可师”的“文而兼武”之人。
顾炎武认为读书人应该有“救民于水火之心”。顾炎武50岁以后长期寓居山西、陕西地区，对西北地区的贫困情况进行了详细考察，除了建议政府在西北招抚流亡百姓开辟旷土发展生产外，还提出在西北种棉花、搞纺织，以缓解当地的贫困。他虽然没接受大清朝廷的征召任命，但是他的救民治世思想对于清代康熙朝以后的一些政策是有影响的。顾炎武通过他那些身在官场的亲戚、朋友们，用自己的经世致用思想以及总结的一些有利国家百姓的措施，去间接影响当时朝廷的政策，以达到他救民于水火的目的。
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对于后来清代一些著名官员也有很大的影响，如陶澍、贺长龄、林则徐、何绍基、曾国藩、左宗棠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。关于社会治理，他直言不讳、态度鲜明地指出追求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出发点，不能刻意回避这一点，而应该利用其积极面，调动所有人做事的动力，“用天下之私，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”，这显然大不同于宋明儒家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的教条。
究务实论世之学
顾炎武研究学术，在强调“博学于文”的基础上，一改宋元明儒学的心性空谈，转为务实论世之学。
在回顾了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后，顾炎武痛批了魏晋尤其是西晋贵族上流社会那种“弃经典而尚老庄，蔑礼法而崇放达”的所谓“名士风流”，以及政事不问俗务不理，一意谈玄论道的贤人做派，虚空浮泛的社会风气盛行，形成了“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”的社会心理，进而影响了社会政治稳定，导致曹魏、西晋政权都是统治50来年就被推翻替代。对此，顾炎武一针见血地指出“即此诸贤为之倡也！”——他对那些所谓的贤人显然是嗤之以鼻的，并痛切陈词，“以至国亡于上，教沦于下，羌戎互僭，君臣屡易，非林下诸贤之咎，而谁咎哉！”
结合中国古代历史以及明朝灭亡的教训，顾炎武开始以具体社会问题为导向进行研究。他说：“引古筹今，亦吾儒经世之用。”他的《郡县论》《钱粮论》《生员论》等，都是在对社会问题系统研究、实地踏勘后，写出的有针对性的文字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。而他的《日知录》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《肇域志》这三部著作更被视为治世奇书，社会影响很大。除了关于《易》、古音韵学等考证大著之外，让人敬佩的是，顾炎武做学问，开启了一条将学术眼光从君臣权宦下移到平民百姓、从京城大都转向州县乡镇的道路，重视地方“方志”的收集整理，取得了很大成效，为社会治理乃至后世学术研究贡献了宝贵财富。
《清史稿》如此定论：“清初称学有根柢者，以（顾）炎武为最，学者称为亭林先生。”为了验证理财学识见解，顾炎武甚至在西北地区搞起了“股份制”商业运营，于康熙五年（1666年）与志同道合的傅山、李因笃、朱彝尊等人集资垦荒于雁门关之北，他亲自筹划经营，竟然取得了很不错的效果。有史料记载，顾炎武是清初山西票号的创始人之一。这一点确否，有待进一步论证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可见，顾炎武的思想学术不是闭门造车的空谈臆说。
明“王朝”和“天下”之辩
“天地存肝胆，江山阅鬓华。”顾炎武这句诗将其精神层面的认知一览无余地凸显出来。明之所以亡，与其说是为清人所占，不如说是大明君臣自身丧失了“保天下”职责。顾炎武对此最清楚不过，所以他将王朝的政权易手称之为“亡国”，而“亡天下”是整个国家社会道德沦丧、社会治理无方，导致社会秩序混乱而被颠覆。有肝胆的人应着眼于“保天下”的担当，就当时而言，“保天下”就是维护国家民族命运共同体。
顾炎武对中国古代历史极其熟稔，观其一生所为，不断从历史中汲取各种智慧，尽其可能地亲身实践，思想得到了不断升华。他在《日知录》中写到：“易姓改号，谓之亡国；仁义充塞，而至于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，谓之亡天下。”显然，他将自己的着眼点放到了“天下”的层面上，所以，他明确指出“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”，保天下才是大担当。
“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贱，与有责焉耳矣。”在顾炎武看来，非但在朝官员，即便在野匹夫也有热爱国家民族、维护社会道德、建设美好家园和坚持真善美的职责。三百多年前，在一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喁喁语境中，一位传统学者能提出这样的思想，着实伟大。所以，近世著名思想家、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对此极其推崇，将之提炼总结为黄钟大吕般的八个字：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并以此告诫同胞，天下（中华民族）的兴盛灭亡，关乎所有同胞的利益，因此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。他激励全体同胞为了民族也是为了自身来一起担当、一起努力。
有别于明末清初那些武力担当、抗清殉明的悲壮志士，顾炎武走的是“另一条”意在“保天下”的仁者担当之路。顾炎武是学者，也是志士，更是我国古代治世担当的优秀探索者，他炽热的爱国情怀和务实思想照亮了清代以来的学术思想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