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安是东汉最后一位皇帝刘协的年号，始于公元196年，止于公元220年，前后25年。这是汉魏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，各种政治势力明争暗斗，角力厮杀，充满血腥味道;这又是中国文学史上“建安风骨”异彩纷呈的特殊时期。生逢乱世的诗人，“终日驱车走，不见所问津” （陶渊明《饮酒》二十） ，想找一个相对稳定的靠山都不容易。进入建安时期，他们在曹操求贤若渴的感召下，终于在邺下找到栖身之所。
建安改元前一年的四月，董卓旧部李傕、郭汜内斗互攻，郭汜劫持了汉献帝刘协，烧毁宫殿。六月，李傕、郭汜议和，刘协得以东归。这年秋冬，李傕、郭汜又反悔，试图再追挟汉献帝。杨奉等拒阻，护送东渡黄河，驻安邑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曹操接受了荀彧的建议，在建安元年八月，将处于困境中的汉献帝接过来，迁都许。从此，曹操动辄“奉辞伐罪”，常致敌于不利境地，战略上占据主动，开启了全新局面。
建安元年，孔融四十四岁，曹操四十二岁，陈琳约四十岁，阮瑀约三十岁，徐幹二十六岁，应瑒约二十二岁，刘桢约二十二岁，王粲二十岁，曹丕十岁，曹植五岁。建安七子及其他重要诗人，如蔡文姬、仲长统、繁钦等，都进入创作的活跃时期，奋发有为，渴望一展宏图。
一、建安诗人的选择
建安七子中，孔融最长，大曹操二岁。他们彼此非常熟悉。孔融在《论盛孝章书》中说:“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五十之年，忽焉已至。公为始满，融又过二。”曹操起兵时，以恢复汉室相号召，孔融深信不疑：“曹公辅政，思贤并立。策书屡下，殷勤款至”(《与王朗书》) ，认为只有曹操才能平定战乱。曹操多次发布求贤令，孔融积极配合，不遗余力地推荐人才。《文选》中收录的《论盛孝章书》《荐祢衡表》就是这类有名的代表作。《论盛孝章书》说：“公匡复汉室，宗社将绝，又能正之。正之术，实须得贤。珠玉无胫而自至者，以人好之也，况贤者之有足乎？” 《荐祢衡表》称其“性与道合，思若有神”“忠果正直，志怀霜雪，见善若惊，疾恶若仇。” 此外，《后汉书》中记载孔融的《上书荐谢该》，称谢该“博通群艺，周览古今，物来有应，事至不惑，清白异行，敦悦道训”,评价甚高。孔融还曾极力推荐汉末著名学者赵岐、郑玄等，并为修缮郑玄故居，作《告高密县立郑公乡教》，称“郑君好学，实怀明德”，改郑君乡为郑公乡。其实，他在私底下对于郑玄的评价也有所保留，谓“郑康成多臆说，人见其名学，谓有所出也。证案大较，要在五经四部书。如非此文，近为妄矣”(《与诸卿书》) 。言下之意，孔融认为郑玄只是长于经学，其他则妄。但是，他还是力推其所长，希望这些推荐可以“昭近署之多士，增四门之穆穆。钧天广乐，必有奇丽之观；帝室皇居，必蓄非常之宝”(《荐祢衡表》) ，表现出非常乐观的入世态度。建安元年，曹操将陷于困境的汉献帝接到许昌，孔融感佩不已，作六言诗三首，极赞曹操。第一首叙写董卓之乱，渴望曹操能够平定战乱，“瞻望关东可哀，梦想曹公归来”；第二首叙写李傕、郭汜之乱，“万官惶怖莫违，百姓惨毒心悲”；第三首盛赞曹操从洛阳迁都到许，励精图治，“从洛到许巍巍，曹公谋国无私”。
从孔融全部作品来看，归顺曹操初期，具有积极的从政热情并对曹操全力支持。后来，曹操挟天子令诸侯，孔融逐渐感觉到他有代汉野心，便逐渐疏远，采取不合作态度。官渡之战得势后，曹丕霸占甄夫人，孔融上表祝贺说：“武王伐纣，以妲己赐周公。”曹操未闻此典，便问其故。孔融说：“以今例古，想当然耳”。这当然是孔融有意羞辱曹操。曹操下禁酒令，他又作《难曹公禁酒书》，称“酒之为德久矣”。如果说这类冷嘲热讽的文字，曹操还勉强能忍受的话，另外一些事情曹操就不能容忍了。孔融担心曹操分封子弟，控制王室，为代汉作制度准备，于是《上书请准古王畿制》，建议“千里国内，可略从《周官》六乡、六遂之文，分比北郡，皆令属司隶校尉，以正王赋，以崇帝室” (《建安七子集》) 。这就引发了曹操的忌讳和愤懑。但曹操并未以此治罪，而是从道德上抹黑他。建安十三年 (208) ，他让路粹作《枉状奏孔融》攻击孔融伤风败俗：“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，云‘父之于子，当有何亲？论其本意，实为情欲发耳。子之于母，亦复奚为？譬如寄物瓶中，出则离矣'”。曹操接过这个话题，特作《宣示孔融罪状令》，说:“此州人说，平原祢衡受融传论，以为父母与人无亲，譬如缻器，寄盛其中。……融违天反道，败伦乱理！” 注意“违天反道，败伦乱理”这八个字，分量很重，必致孔融于死地，且容易得到别人的支持。按理说，这些观点并非孔融所创。王充《论衡·物势》就说:“夫天地合气，人偶自生也;犹夫妇合气，子则自生也。夫妇合气，非当时欲得生子，情欲动而合，合而生子矣。”佛教亦持此理。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二六:释氏“以生为寄，故要见得父母未生时面目。……黄蘗一僧有偈与其母云:‘先时寄宿此婆’。止以父母之身为寄宿处，其无情义、绝灭天性可知！”孔融的论调只不过是王充的翻版，话说得更直白而已。《文心雕龙·程器》说:“文举傲诞以速诛。”以傲诞而引火烧身，这是孔融没有想到的结局。他作《临终诗》为自己辩解说“谗邪害公正，浮云翳白日”，认为是有小人作祟。当然，他也为自己出言不慎而后悔，故云:“言多令事败，器漏苦不密。河溃蚁孔端，山坏由猿穴。”孔融的悲剧，想必给建安文人敲响了警钟。
孔融被杀这年，赤壁大战爆发，形成了三国鼎立格局。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，是曹操必须面对的问题。几十年来的身世际遇，让曹操非常清楚，国家兴亡，政治成败，不仅取决于严饬吏治、整肃朝廷，更取决于人才。三国纷争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就是人才的竞争。曹操幕中，孔融地位不容小觑。当年，祢衡何等狂妄，但曹操未敢下手，而是把他送给黄祖，让黄祖杀了祢衡。他知道，杀文人这件事，负面影响很大。他杀孔融，所依据的法理是儒家的孝道。而他本人，是宦官养子的后代，如何体现孝道？这本身就是一道绕不过去的难题。要想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，要想取得当政的合法性，他就必须要打破过去的用人制度和精神壁垒，广开渠道，延揽人才。他曾不止一次地发布求贤令，唯才是举。只要有才，哪怕不忠不孝，也可以委以重任。当然，前提是必须对他忠心耿耿。曹操之所以杀孔融，实属忍无可忍，同时也有杀一儆百的警示作用。
与孔融相比，阮瑀、刘桢、应瑒等相对年轻，在建安初年进入曹操幕府。陈琳、王粲、徐幹等人则是在建安十年前后陆续汇于邺下。他们都缺少孔融傲慢的资本，对曹操只有臣服。曹植《与杨德祖书》:“仲宣独步于汉南，孔璋鹰扬于河朔，伟长擅名于青土，公幹振藻于海隅，德琏发迹于此魏 (一作大魏) ，足下高视于上京”。王粲曾在荆州依附刘表，故曰“汉南”。陈琳曾在冀州袁绍幕下，故曰“河朔”。徐幹世居青州，故曰“青土”。刘桢为东平宁阳人，离齐地海边不远，故曰“海隅”。应瑒南顿人，地接魏都，故曰“此魏”。至于杨修，乃是太尉杨彪之子，世居京城，故曰“上京”。所谓独步、鹰扬、擅名、振藻、发迹、高视，均指名扬一时。所以说“当此之时，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，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” 。灵蛇之珠，即隋侯之珠。荆山之玉，即和氏之玉，都是举世珍宝。这里用以比喻各位才华如玉，文章雄视天下。“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，顿八纮以掩之，今悉集兹国矣” 。吾王指曹操，当时称魏王，能延揽天下英才而用之，悉集兹国，即汇集京都邺下。
阮瑀字元瑜，陈留尉氏 (今属河南) 人。年轻时曾随蔡邕问学。蔡邕与曹操有管鲍之好。可能是由于这层关系，阮瑀大约在建安初年就进入曹操幕府，与刘桢一起，被召为司空军谋祭酒，管记室。他擅长章表书记，《文选》收录其《为曹公作书与孙权》，文气顺畅，舒卷自如。所以曹丕《与吴质书》说:“元瑜书记翩翩，致足乐也。”《文心雕龙·才略》篇也说阮瑀“以符檄擅声”。他的辞赋创作如《纪征赋》《止欲赋》《筝赋》《鹦鹉赋》等，虽为应招之作，亦文彩斐然。他还著有《文质论》，认为文“远不可识”，质“近而得察”“文虚质实，远疏近密”，故主张“意崇敦朴”，即以质实为上。他的诗今存十余首，大都质实无华。名篇有《驾出北郭门行》、《咏史诗》二首、《七哀诗》二首、《杂诗》、《公宴诗》、《苦雨诗》等。《驾出北郭门行》为其代表作，表现孤儿的悲惨境遇，反映了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。《咏史诗》，乃与王粲、曹植同时所作，描写秦穆公杀三良的史事。从诗歌内容看，作者对三良深表同情，但也好像并未讥刺秦穆公。在作者看来，三良很重“恩义”，并非被迫从死。
刘桢字公幹，东平宁阳 (今属山东) 人。他的性格有点像孔融，直率少媚骨。曹丕《与吴质书》、刘勰《文心雕龙·体性》、钟嵘《诗品》都说刘桢为人为文，都表现为气盛。曹丕说:“公幹有逸气，但未遒耳。其五言诗之善者，妙绝时人。”王昶《家戒》也说:“东平刘公幹，博学有高才，诫节有大意，然性行不均，少所拘忌，得失足以相补。”同样是《公宴诗》，其他人多是赞美皇帝寿永无疆，而他的诗则着重表现宴会场面的恬静典雅的园林气氛。“投翰长叹息，绮丽不可忘”的感叹颇有意味。正因为如此，建安七子中，除孔融外，刘桢也多次得罪曹氏父子，因而备受冷落。《赠徐幹》一诗，可能写于他失志时。当时，徐幹等人能够随曹丕在西园游宴，而自己却不能随意出入西园，不能与宴，心中非常郁闷。尽管如此，他依然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性格。《赠从弟》三首，分别以苹藻、松柏、凤凰作比，勉励他的从弟能够坚持节操，端正不阿，王夫之《古诗评选》说这组诗“短章有万里之势”，反映出刘桢对独立人格的追求。
应瑒字德琏，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，祖父应奉、伯父应劭，均为汉末著名文士、学者。他早年流寓南北，建安初入曹操幕府为掾属。曹植为平原侯，应瑒为平原侯庶子，后转为曹丕的五官中郎将文学《文心雕龙·才略》说:“应瑒学优以得文”。曹丕《与吴质书》也说:“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，其才学足以著书，美志不遂，良可痛惜”。曹丕说他“美志不遂”，也不尽然。《艺文类聚》卷二十二载其《文质论》，篇幅较之阮瑀的同题之作为长。《文心雕龙·序志》称:“至于魏文述典，陈思序书，应瑒文论，陆机《文赋》，仲治《流别》，宏范《翰林》，各照隅隙，鲜观衢路，或臧否当时之才，或铨品前修之文，或泛举雅俗之旨，或撮题篇章之意。魏典密而不周，陈书辩而无当，应论华而疏略，陆赋巧而碎乱，《流别》精而少巧，《翰林》浅而寡要”。这里提到“应瑒文论”，应当是指其《文质论》。在刘勰看来，这篇文论与《典论》《流别论》《翰林论》《文赋》同等重要，也算是不朽之作了。当然，这篇《文质论》也有不足，最主要的问题是“华而疏略”，即华丽而缺少实质内容。这与阮瑀正好相反。他的诗也具有这个特点，华丽纤巧。如《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》构思比较巧妙，代雁为词。不过，这终究是一篇应酬之作，曹丕用“和而不壮”四字来评论他，是比较确切的。
徐幹字伟长，北海剧 (今属山东) 人。建安十年 (205) ，曹操平定袁绍，徐幹应诏入曹操幕，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。建安十三年 (208) ，随曹操南征，作《序征赋》。建安十六年(211) ，曹丕受封为五官中郎将，徐幹为五官将文学。建安十八年 (213) 前后，因病隐退，潜心写作《中论》。在建安七子中，内心最为平和的是徐幹。徐幹不仅性格舒缓，下笔亦托古见意，含蓄委婉。徐幹现存诗歌三首，以组诗《室思》最为传诵。室思，犹言闺情，集中描写相思离别之情，上下章之间并无严格的逻辑线索。陈祚明《采菽堂古诗选》卷七:“亦是多用虚字，句句转掉，有此健笔方可。如率意学之，易沦卑弱，结句佳，明是疑其不思，而不欲遽以为然也”。其中第三章“自君之出矣，明镜暗不治。思君如流水，无有穷已时”四句 ，以流水比喻相思之无穷，新巧而韵味深长。后来“思君如流水”，成为诗题，为后人拟作。《乐府诗集》卷十六《杂曲歌辞》所收唐前《思君如流水》一共有十六首之多。明代陆时雍《古诗镜》说“徐幹诗浅浅生动，是为诗中小品。”精致、恬淡，耐人寻味。
陈琳字孔璋，广陵射阳人 (今属江苏) 。约建安十三年前后进入曹操幕府。早年入何进、袁绍幕。曾作《为袁绍檄豫州文》讨伐曹操官渡之战，曹操灭袁绍，将陈琳纳入幕府，任命为司空军谋祭酒，管记室，主管军国书檄。《檄吴将校部曲文》即作于此时。这两篇文章并收录在《文选》中而成为一代名文。此外，《文选》还收录其《答东阿王笺》《为曹洪与魏文帝书》两文，与曹丕在《与吴质书》中的评论完全吻合:“孔璋章表殊健，微为繁富”。他的诗歌现存四首，其中《游览诗》二首和《游宴诗》带有干谒色彩，而《玉台新咏》卷一所收《饮马长城窟》，作者题为陈琳，是中国诗歌史上名篇。作者借用秦时修长城故事，通过筑城卒和妻子的对话，控诉了秦朝为修筑长城，连年征役，给老百姓造成极大的痛苦。诗中五、七言杂用，有对话、描写、抒情，文辞古朴，颇有汉乐府古风。这种风格，与陈琳作品风格颇不类。因此，是否为陈琳所作，目前尚有疑问。《文选》卷二十七收录古词《饮马长城窟行》:“青青河边草，绵绵思远道。远道不可思，夙昔梦见之。梦见在我傍，忽觉在它乡。它乡各异县，辗转不可见。枯桑知天风，海水知天寒。入门各自媚，谁肯相为言？客从远方来，遗我双鲤鱼。呼儿烹鲤鱼，中有尺素书。长跪读素书，书上竟何如？上有加餐食，下有长相忆。”这只是一般的描写相思离别之作，似乎与长城没有任何关系。李善注引郦道元所见古诗《饮马长城窟行》评云:“郦善长《水经》曰:余至长城，其下往往有泉窟，可饮马。古诗《饮马长城窟行》，信不虚也。然长城蒙恬所筑也，言征戍之客至于长城而饮其马，妇思之，故为《长城窟行》。”可知，郦道元所见《饮马长城窟行》，以长城主题，描写征夫思妇的痛苦。旧题陈琳《饮马长城窟行》“饮马长城窟，水寒伤马骨”云云，应是郦道元所见之古诗。据此，我们有理由怀疑，《玉台新咏》所收陈琳这首《饮马长城窟行》，很可能是真正的古词。而《文选》所录古词《饮马长城窟行》“青青河边草，绵绵思远道”思绪绵绵，却具有鲜明的文人色彩。唐吴兢《乐府古题要解》说:“右古词青青河边草，绵绵思远道。伤良人流宕不归。或云蔡邕之词。若陈琳水寒伤马骨，则言秦人苦长城之役也。”张玉穀《古诗赏析》卷九也说:“此伤秦时役卒筑城，民不聊生之诗，比汉蔡中郎作为切题矣” (《古诗赏析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) 。即便作者不是蔡邕，也是像陈琳这样具有较高文学造诣的诗人所写，具有很浓的文人气息。
王粲字仲宣，山阳高平 (今属山东) 人。追随曹操最晚，却最为近切。他出身名门，曾祖父王龚、祖父王畅均为汉代三公，父亲王谦为何进长史。他幼年丧父，十三岁时逢董卓之乱。十七岁南下荆州，依附刘表。从其所著《七哀诗》《登楼赋》等诗文看出，他对这里的生活并不满足，因为他有更高的志向与抱负。建安十三年 (208) ，曹操南征刘表，会刘表病死，刘表之子刘琮继守荆州，因降曹操。王粲亦投归曹操，被征为丞相掾，赐爵关内侯，后为军谋祭酒，参与政务。《三国志》本传著录其诗、赋、论、议六十余篇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《王粲集》十一卷。建安七子中，王粲的诗歌存世最多，四言、五言、杂言均有优秀作品。《七哀诗》三首、《从军诗》五首、《杂诗》五首为其代表作。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《与吴质书》都说到王粲体弱，不足以其起文。自从归顺曹操之后，他似乎看到了政治上的希望。他在《从军诗》中说:“从军有苦乐，但闻所从谁”。他曾与曹植、阮瑀等人并作《三良诗》，曹、阮二人继承《诗经·黄鸟》的传统，哀叹三良，对殉葬一事或明或暗地表达了愤懑的情绪。王粲《三良诗》对秦穆公也有所批评，但更多的是赞扬三良知恩图报、不惜殉葬的牺牲精神。这样写，不排除借机向曹操表效忠的可能，多少有点才子献媚色彩。
《太平御览》卷八〇一引曹丕《蔡伯喈女赋》曰:“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。”蔡邕的女儿蔡文姬流落匈奴十二年，“曹操素与蔡邕善，痛其无嗣，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”。文姬归汉，大约在建安十年前后，以曹丕为首的文士曾同题作《蔡伯喈女赋》描述此事。蔡文姬的两首著名《悲愤诗》大约作于此时。五言《悲愤诗》总共108句，540字，收录在《后汉书·列女传》。后人往往把这首诗和产生于同时的《孔雀东南飞》相提并论，公认是汉魏时期最重要的长篇五言诗代表作。骚体《悲愤诗》也收录在《后汉书·列女传》，写作年代与五言《悲愤诗》大体同时。从“嗟薄祜兮遭世患，宗族殄兮门户单”二句来看，作者在被掠入塞之前，父母已经死去。就离乱的描写而言，五言诗颇多惊心动魄的句子，而骚体《悲愤诗》的动人之处是对边地风物以及自己和子女分别场面的描写，刻骨铭心。五言诗由于形式上的局限，读者不太能体会到作者那种如泣如诉的悲情，而骚体诗则充分地利用了灵活的语言形式，抑扬顿挫，悠长动人。
建安诗人中，吴质的创作也值得一提。曹植《与吴季重书》称其“文采委曲，晔若春荣，浏若清风”，并非虚语。当然，他志不在文学，而是积极倡导文以致用，认为阮瑀、陈琳等短于将略，徐幹又只是潜心著述不问世事。他在《答魏太子笺》说到自己年已四十二岁，老大不小，“幸得下愚之才，值风云之会”。他在文中隐隐自命，兼资文武:“时迈齿臷，犹欲触匈奋首，展其割裂之用也。”话说得很明白，尽管自己老大不小，但依然愿意效命沙场，不想作一介书生。吴质认为曹丕能帮助自己实现这个理想，于是投奔曹丕，成为其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。裴松之注《三国志》记载，曹丕死后，吴质作诗哀悼:“怆怆怀殷忧，殷忧不可居。徙倚不能坐，出入步踟蹰。念蒙圣主恩，荣爵与众殊。自谓永终身，志气甫当舒。何意中见弃，弃我归黄垆。茕茕靡所恃，泪下如连珠。随没无所益，身死名不书。慷慨自僶俛，庶几烈丈夫。”诗歌与当时的风格大体相近。其中“念蒙圣主恩，荣爵与众殊”十字，虽然直白，却也是发自肺腑之言。
综上所述，可以这样说，建安诗歌的繁荣，与曹操的用人政策以及他们对文学的积极倡导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故《文心雕龙·时序篇》说:“自献帝播迁，文学蓬转，建安之末，区宇方辑。魏武以相王之尊，雅爱诗章;文帝以副君之重，妙善辞赋;陈思以公子之豪，下笔琳琅;并体貌英逸，故俊才云蒸。仲宣委质于汉南，孔璋归命于河北，伟长从宦于青土，公干徇质于海隅;德琏综其斐然之思;元瑜展其翩翩之乐。文蔚、休伯之俦，于叔、德祖之侣，傲雅觞豆之前，雍容衽席之上，洒笔以成酣歌，和墨以藉谈笑。观其时文，雅好慷慨，良由世积乱离，风衰俗怨，并志深而笔长，故梗概而多气也。”
二、“三曹”的创作实践
孔融被杀那年，曹操五十四岁，其创作风格日益苍劲老道。他的两个儿子，曹丕二十二岁，曹植十七岁，在建安诗人影响下，兄弟二人的文学才能亦逐渐显现。在建安诗坛，“三曹”引领了一时风气。
曹操 (155—220) ，字孟德，小名阿瞒，沛国谯县 (今安徽亳州市) 人。初举孝廉，任洛阳北部尉，迁顿丘令。初平三年 (192) ，为衮州牧。建安五年 (201) ，官渡一战，击败袁绍，后逐步统一北方广大地区，结束了中原地区持续达二十年之久的战乱。建安十三年 (209) ，拜丞相，南征荆州，在赤壁被孙权、刘备联军击败，三国鼎立形势初步形成。
曹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，有关他的争论，从未消歇。理解曹操，不妨从建安十五年所作的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开始。这篇著名文章收在《三国志·魏志·武帝纪》裴注引《魏武故事》中。文曰:
孤始举孝廉，年少，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，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，欲为一郡守，好作政教，以建立名誉，使世士明知之;故在济南，始除残去秽，平心选举，违迕诸常侍。以为强豪所忿，恐致家祸，故以病还。去官之后，年纪尚少，顾视同岁中，年有五十，未名为老，内自图之，从此却去二十年，待天下清，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。故以四时归乡里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，欲秋夏读书，冬春射猎，求底下之地，欲以泥水自蔽，绝宾客往来之望，然不能得如意。后征为都尉，迁典军校尉，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，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，然后题墓道言“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”。此其志也。
……
孤祖父以至孤身，皆当亲重之任，可谓见信者矣，以及子植子桓兄弟，过于三世矣。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，常以语妻妾，皆令深知此意。孤谓之言:“顾我万年之后，汝曹皆当出嫁，欲令传道我心，使他人皆知之”。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。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，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，恐人不信之故。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，归就武平侯国，实不可也。何者？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。既为子孙计，又己败则国家倾危，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，此所不得为也。前朝恩封三子为侯，固辞不受，今更欲受之，非欲复以为荣，欲以为外援，为万安计。孤闻介推之避晋封。申胥之逃楚赏，未尝不舍书而叹，有以自省也。奉国威灵，仗钺征伐，推弱以克强，处小而禽大，意之所图，动无违事，心之所虑，何向不济，遂荡平天下，不辱主命，可谓天助汉室，非人力也。然封兼四县，食户三万，何德堪之！江湖未静，不可让位;至于邑土，可得而辞。今上还阳夏、柘、苦三县户二万，但食武平万户，且以分损谤议，少减孤之责也。
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东汉著名宦官，收养了曹嵩，生曹操。在安徽亳州，至今还保留着以曹腾墓为核心的曹氏家族陵园，非常壮观。曹氏家族有权有势，因宦官家庭背景，没有社会地位，并不受人尊重。曹操自感出身卑贱，“恐为海内之人”看不起，以为“所见凡愚”。陈琳在为袁绍撰写讨伐曹操的檄文中就骂曹操“赘奄遗丑，本无令德”，可以看出曹操在世族大家心中的位置。李斯就说过:“诟莫大于卑贱，而悲莫甚于穷困。”曹操最初的志向，只是做一郡太守，树立好名声，这就很不容易了。他后来到济南做官，推出一些改革措施，“除残去秽，平心选举”，结果得罪很多人，怕当地豪强加害，他就赶紧逃回家乡，隐居去了。“去官之后，年纪尚少，环顾同岁中”，有的已“年有五十”，而当时他才二十多岁，便这样安慰自己:即便沉沦二、三十年，等到天下太平，再出来考试做官，也不过五十来岁，依然来得及。于是，他安心在家乡买了小房子，定居下来，秋夏读书，冬春打猎，过着简单快乐的生活。
汉灵帝光和七年 (184) 黄巾起义爆发，中平六年 (189) 灵帝死，外戚何进谋诛宦官，反被诛杀，朝中大乱。西凉军阀董卓带兵入据洛阳，废少帝刘辩，立献帝刘协。曹操逃出洛阳，东归陈留。这时，袁绍、袁术等实力人物起兵讨伐董卓。曹操也募得五千兵力参加混战，被授予典军校尉。这是他建立军事大权的开始。那年，他三十五岁，志向升级，希望封侯，死后墓碑上写上“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”。对他而言，这已是崇高的理想。古代封爵分为五等，即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。三公，永远为豪门望族把持。东汉后期有两股泾渭分明的势力。一种是所谓清流，多为出身高贵的人，还有一部分处士横议的读书人。另外一种叫浊流，以曹操祖上曹腾这样的宦官为代表。这个阶层有权有势，但是没有社会清誉，多为士人所不齿。设想一下，如果没有东汉后期的巨变，像曹操这样的人，封侯对他来说，无异于天方夜谭。曹操曾注过《孙子兵法》，对兵法非常精通，知道什么时候收敛，什么时候张扬。董卓之乱后，他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，征募兵力。“然常自损”，就是自己主动压缩势力，不敢张扬。他认为，“多兵意盛，与强敌争”，乃是祸乱的开始。建安元年 (196) ，曹操将处于困境的汉献帝迎至许昌，自己充当了保护人的角色。建安五年 (200) 官渡一战，灭最看不起他称雄于北方的袁绍。到建安十三年 (208) ，前后共十余年时间，曹操消灭了陶谦、张济、吕布、袁术、刘表等北方望族首领。所以他曾自豪说:“设使国家无有孤，不知当几人称帝、几人称王。”
谁都知道，此时的汉天子，已经名存实亡。于是，闲话就多起来，说曹操要篡汉。这时，曹操毕竟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改朝换代的地步。他在文章中举齐桓公、晋文公为例，说这两人虽然很有势力，但绝没有取代天子的意思。周文王“三分天下有其二”，依然臣服殷商。说了这些还不够，他又以乐毅和胡亥为例，说明自己向无二心。他告诫子孙，曹家世代受到汉家天子的重视，不可能有非分之想。别人说他有“不逊之志”，毫无根据。这些道理，他不仅要跟儿孙讲，还要跟妻妾絮叨，“顾我万年之后，汝曹皆当出嫁”，出嫁后再把我的心事告诉天下人，我曹操根本不想篡权。最后他引周公金藤藏信典故，以表自己耿耿忠心。他明确告诉那些攻击他的人，为后代平安，为家族利益，为国家前途，你们说归说，但我不会交出军权。“既为子孙计，又己败则国家倾危”，所以我绝对不会做那种“慕虚名而受实祸”的蠢事。文章最后，曹操说自己可以让出封爵，让出一些实际利益，但绝不会让出兵权，那是核心利益所在。
读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，总会让我想起安徽凤阳的《大明皇陵之碑》，碑文云:“皇陵碑记，皆儒臣粉饰之文，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，特述艰难，明昌运，俾世代见之。”碑文如实记载朱元璋幼年的贫困。父母死后，连一块坟地都买不起，好不容易东凑西凑买了块坟地，才草草把父母埋藏。那时穷得连饭吃不饱，只好寄食佛门。他当了皇帝以后，要给父母修坟，请文人写碑文。文人的撰写，把朱元璋身世大大地美化一番。朱元璋倒也实在，就像曹操一样，真实地交待了自己的身世。不过，朱元璋的文学功底远不及曹操，缺乏宏阔气势。
曹操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，可以用“古直、悲凉、霸气”来概括。其实，曹操的全部作品，也都可以用这六个字来概括。
古直，即古朴率直，不掩饰。如《善哉行》自述孤苦的身世和困难遭遇:“自惜身薄祜，夙贱罹孤苦。既无三徙教，不闻过庭语。其穷如抽裂，自以思所怙。虽怀一介志，是时其能与！守穷者贫贱，惋叹泪如雨。泣涕于悲夫，乞活安能睹？”表现了他壮志未酬、不能建功立业的激愤之情。悲凉，即悲慨，既悲身世，也悲时代。《薤露行》《蒿里行》《苦寒行》就是这样的作品。所谓霸气，就是充满抱负，有王者之气。如《步出夏门行·龟虽寿》以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;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为己志。《短歌行》以周公自比，抒发了延揽人才、使“天下归心”的愿望。周公是中国历史上的圣人，曹操却以周公自比。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。所以，沈德潜说曹操的诗有一种霸气，鲁迅说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爷。
曹操有条件代汉，但他到死也没有敢这样做。建安十六年 (211) 曹操任曹丕为副丞相，封诸子为侯，形成了“盘石之固”。建安十八年 (213) 封魏公，加九锡;置尚书、侍中、六卿，已有完整的制度机构。建安二十一年 (216) 进号魏王，孙权让曹操称帝，他说:“是儿欲踞吾著炉火邪？”建安二十二年 (217) 更设天子大旗，立曹丕为太子，并说:“若天命在吾，吾为周文王矣。”曹操死于建安二十五年 (220) ，曹丕即位，正式称帝，改元黄初元年，并追封曹操为魏武帝。随即，刘备称帝于成都，孙权称帝于建康 (今南京) 。至此，汉代正式宣告结束。
作为诗坛领袖，“三曹”风格各不相同。如果说，曹操的诗以英雄气魄取胜的话，那么，他的两个儿子——曹丕以诗人细腻感受见长，曹植以才子想象丰富称雄。对于曹植和曹丕的评价，历来分歧很大。《诗品》推许曹植为“建安之雄”，比作人伦之有周孔，音乐之有琴声，这可能是同情失败者的心理所致。曹丕在政治上是成功者，则以为他一定用了很多的政治手腕，故讨厌他的文人较多。《文心雕龙》与此相左，认为曹丕有“洋洋清绮”之才。郭沫若《论曹植》也认为曹植虚夸，不值得同情。不管如何评说，今天来读俩人的诗，确实感到风格迥异。刘勰说:“子建思捷而才俊”“子桓虑详而力缓”。曹植思维敏捷，才华横溢，故曰“思捷而才俊”。曹丕考虑周详，文章舒缓，故曰“虑详而力缓”。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类型。曹丕内向、沉静，以理智来衡量一切，是权力型人物。曹植外向、活跃，有时过于情绪化，是审美型人物。性格不同，反映在创作中，风格也就明显不同。
同样是抒发友情，曹丕《与吴质书》开头这样写:“岁月易得，别来行复四年。三年不见，《东山》犹叹其远，况乃过之。”《诗经·豳风·东山》诗描写一个征夫多年征战，终于有机会回到家乡:“我徂东山，慆慆不归。我来自东，零雨其蒙。” 在回家的路上，他见到很多熟悉的景物，自然就触发了很多联想。这里用《东山诗》的典故，寥寥数语，将饱含不尽的离情别绪表达得淋漓尽致。曹植《与杨德祖书》开头说，“数日不见，思子为劳，想同之也” ，情感的表达就比较浮泛。
同样是描写思妇，曹丕的《燕歌行》婉转悠扬:“秋风萧瑟天气凉，草木摇落露为霜。群燕辞旧鹄南翔，念君客游思断肠。慊慊思归恋故乡，何为淹留寄他方？贱妾茕茕守空房，忧来思君不敢忘，不觉泪下沾衣裳。援琴鸣弦发清商，短歌微吟不能长。明月皎皎照我床，星汉西流夜未央。牵牛织女遥相望，尔独何辜限河梁？”女主人公夜不能寐，遥望星空，看到天上的牛郎织女，自然会想到远方的亲人。人间有难以逾越的障碍，造成分别，天上的牛郎织女，因为什么罪过被银河隔开？曹植《七哀》也写思妇，很不相同:“明月照高楼，流光正徘徊。上有愁思妇，悲叹有余哀。借问叹者谁？云是客子妻。君行逾十年，孤妾常独栖。君若清路尘，妾若浊水泥。浮沉各异势，会合何时谐？愿为西南风，长逝入君怀。君怀良不开，贱妾当何依？”男人就像尘埃一样，到处漂泊，而女人就像泥土一样，永远沉沦。什么时候化作西南风，飞到情人的怀里呢？两相比较，曹植的诗比较浅显，而曹丕的诗更具感染力。
曹植看不起文学，认为是“词赋小道，不足以揄扬大义”。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正持相反意见，认为“文章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年寿有时而尽，荣乐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无穷”。曹丕、曹植兄弟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，对于文学的看法截然相反，一个力主文章可以经国，一个蔑视辞赋小道。鲁迅在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的讲演中对此有所分析，认为曹植所以轻视辞赋，只因为他自己文章做得好，故可如此大言。还有一个原因，曹植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，政治方面不甚得意，遂说文章是无用的。所以鲁迅说“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”。曹丕已经当上太子，政治方面已经胜出，所以更重视文学名声，渴望名实双收。他不希望人人都有政治抱负。因此，曹丕发表这一通文学不朽之论，实非真心倡导文学。正如曹植贬抑文学，也并非真正看不起文学一样。曹丕、曹植对于文学的看法大相径庭，骨子眼里却是一致的，都是站在政治立场上看文学，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而已。
曹植《豫章行》说:“他人虽同盟，骨肉天性然”。在《陈审举表》中，曹植又说:“苟吉专其位，凶难其患者，异姓之臣也”。在作者看来，建安时期，确实存在着若干同盟体。他希望曹丕明白，外人虽然可以结成同盟，但是骨肉亲情是天然形成的密切关系。问题是，这话谁信呢？我想曹植内心深处也未必认可这一点。从当时情形看，这种同盟或者类似的利益集团并不少见。曹植本人就曾与他人结盟。曹丕即位之后，对曹植党羽剪除殆尽，就是看到了这种结盟的危险存在。曹植在《野田黄雀行》中说“利剑不在掌，结友何须多”，这利剑就是权力。结友，就是结成同盟。他失势之后，同盟也被摧毁，他才这样说。曹丕当然不会相信这样的话。事实上，在建安时期，曹丕在政治上依靠司马懿、陈群、吴质、朱铄等所谓四友加速夺权步伐。在文化领域，他与曹植积极争取文化话语权，举行了很多类似于后世的沙龙聚会，饮酒赋诗，相互唱和。前面曾提到的吴质，就是曹丕文人集团中的重要成员，对曹丕感恩戴德。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与《与吴质书》重点讨论建安七子的创作，而吴质的《答魏太子笺》主要论述的是曹丕的创作特色。他推崇曹丕“优游典籍之场，休息篇章之囿”，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，积极组织文学活动，游宴赋诗，拓展人脉。
曹植也有这种登高呼应的优势。他思捷才俊，聪明外露，从小就深受父亲的宠爱，甚至认为他是“儿中最可定大事者” (《三国志·曹植传》注引《魏武故事》) 。曹操长子曹昂为刘夫人生，建安二年 (197) 随曹操征战而死。其次是环夫人所生曹冲，非常聪明，曹冲秤象的故事家喻户晓。曹操“有欲传后意。”但是在建安十三年也死了。接下来就是卞夫人所生诸子，即:曹丕、曹彰、曹植、曹熊。曹丕居长，应当“立嫡以长”。然而，从十三年到二十二年，到底立谁为长，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，曹操似乎一直举棋不定。建安十五年 (210) 春，曹操作《求贤令》，称“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？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？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，唯才是举，吾得而用之。”宋代叶适《习学记言》根据这些资料推测说:“操于诸子，将择才而与之，意不专在嫡。”曹操爱才如命，在四个儿子中，最看重才华横溢的曹植，甚至“几为太子数矣”。建安十七年春，铜雀台落成，众文士赋诗作文以为庆贺，曹植就好像事先打好腹稿似的，援笔立成《铜雀台赋》，得到曹操的高度赞赏。建安十九年，曹操东征孙权，让曹植守城，告诫说:“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，……今汝年亦二十三矣，可不勉与？”这是对他的考验。不无遗憾的是，曹植依杖自己特殊的地位和过人的才气，“任性而行，不自雕励，饮酒不节”，一次次地让曹操失望。《三国志·曹植传》载，曹植独守邺城时，“尝乘车行驰道中，开司马门出”。这使曹操大怒，因为只有帝王本人举行大典时才能通行，而曹植却公开违禁，这使曹操颇为难堪。他处死了掌管车马的公车令，还就此发布命令，说自从曹植违犯此令，“令吾异目视此儿矣”。可见，曹操对曹植是彻底失望了。
起初，曹操对于曹丕似乎并不怎么看好。《三国志·魏志·武文世王公传》载，建安十三年，曹冲病死，曹丕前去安慰乃父，曹操却对曹丕说:“此我之不幸，而汝曹之幸也”。父子心里当然都清楚这话的意思。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引《世语》记载，曹丕看到曹植深得父亲欣赏，内心很焦虑，就让吴质藏在密封的大筐中进宫密谋。这事让曹植的死党杨修知道，向曹操告密，曹丕很紧张。吴质设计说，明天继续拉着这个大筐进宫，杨修肯定告状，并强制查验。如果没有这个事，杨修就有欺君之罪。第二天，杨修果然上当。曹操由此反而怀疑杨修另有企图。《世语》还记载，曹操每次出征，他的儿子都要到路边送行，曹植通常会称颂大王的功德，表奏成功，曹操听后很高兴，而曹丕口才、文笔皆不如，自感怅然自失。吴质当时为朝歌令，出主意说:“以后大王出行，就流涕送行，表示孝心。”这个办法很奏效，大家都觉得曹植辞多浮华，而曹丕心诚意切，在父亲面前树立了很好的形象。在做足了外围工作后，吴质等串通一些大臣拼命在曹操面前吹风，说袁绍、刘表改变旧制，没有立嫡长子为太子，结果闹得国破家亡。这些办法非常有效，在经历了十年诚惶诚恐的岁月之后，曹丕在建安二十二年终于当上太子。他高兴地搂着丞相辛毗的脖子问:“辛君知我喜不？”前面说过，曹操生前曾说，“若天命在吾，吾为周文王矣”。到了建安二十五年曹操死，曹丕就正式扮演了周武王的角色，演禅让剧。三劝三让之后，登基为帝，他不无得意地说:“舜禹之事，吾知之矣”。
公元220年曹操死，曹丕即位。以此为界，曹植的生平明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，诗的内容也发生重大变化。此前，他过着贵公子孙的生活，自由自在，无所顾忌。其作品中有两个鲜明的主题:一是悲悯民生，一是慷慨大志。前者以《送应氏》为代表，后者以《白马篇》为代表。在整个建安时期，曹植的政治热情始终处在巅峰状态，他的文学创作，无不染上浓郁的政治色彩。在太子继承人问题上的明争暗斗，已经使得曹植与曹丕之间的关系产生极大裂痕。偏偏曹植又不知收敛，依然锋芒毕露。政治热情越高，得到的猜忌自然就越深、受到的打击也就更大。曹丕上台伊始，王室各就封国，不让留在京城。这是对一般兄弟的政策;而对曹植的防范尤其严苛。他首先杀掉曹植党羽丁仪兄弟及家中男口，又使曹植三徙封地、六换爵位，并派监国使随时监视曹植的活动，两次使之获罪，要行“大辟”。要不是卞太后的干预和保护，曹植早已成了曹丕的刀下鬼了。
曹植后期创作，以《文选》卷二十四“赠答”类所收《赠白马王彪》为代表，悼念任城王曹彰之死，感叹与白马王曹彪的生离。曹彪字朱虎，曹操妾孙姬所生，系曹植异母弟。任城王曹彰，字子文，卞太后所生，系曹植、曹丕同母兄弟。他作战英勇，屡建大功，常受曹操的赞扬。有一次曹操竟摸着曹彰的小胡须说:“黄须儿竟大奇也！”黄初四年五月，曹丕召集诸王到洛阳“会节气”。《世说新语·尤悔》记载，任城王曹彰被曹丕毒死，曹植也危在旦夕。这次去洛阳，曹植是“科头负斧踬，徒跣诣阙下”去见曹丕的，曹丕“犹严颜色，不与语，又不使冠履”，还是在卞太后的干预下，才让他“复王服”。那年八月，诸王回到封地，“有司以二王归蕃，道路宜异宿止”。根据李善注，有司指监国使者灌均，要求兄弟之间不得同行同宿。诗序中说此次分别为“大别”，诗中也说到“离别永无会”，可见曹植深知这次分手，很可能就是永诀，为表白心意，与曹彪告辞，愤然写下这篇诗歌。全诗以感情活动为线索，交织着生离死别之情与理想幻灭之悲，集中抒发了诗人这几年来屡受迫害而积压在心头的愤慨。清人方东树在其《昭昧詹言》中评此诗曰:“气体高峻雄深，直书见事，直书目前，直书胸臆，沈郁顿挫，淋漓悲壮，与以上诸篇 (指曹植的《虾篇》《箜篌引》《怨歌行》《名都》《美女》《白马》《远游》等) 空论泛咏者不同，遂开杜公之宗。”
可以这样说，曹植的政治悲剧主要是由其性格悲剧决定的。当然，换一个角度看，也许正是这种悲剧性格，才玉成了他的文学成就。
在政治方面，他虽然是一个失败者，但是在文学领域，他却要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幸运得多。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，悲欢离合，世态炎凉，使他对人生、对社会有了更加真实的体验和理解。在年辈方面，他也较之其他建安诗人为晚。孔融卒于建安十三年 (208) ，阮瑀卒于建安十七年 (212) ，王粲、陈琳、刘桢、应瑒卒于建安二十二年 (217) ，徐幹卒于建安二十三年 (218) 。至此，建安七子并已离世。建安二十五年 (220) 曹操死，黄初七年 (226) 曹丕死，而曹植一直活到太和六年 (232) 。历史赋予他双重使命，一方面，他既是建安文学创作活动的参与者，同时，他又是建安文学的总结者。这种特殊的身份，有似后来的杜甫，尽管他是盛唐代表诗人，但是在开元、天宝时期，他并不名显。安史之乱后，盛唐著名诗人纷纷退出诗坛，老杜方担起集诗歌创作之大成的重任。曹植的作用也是如此，他的创作承前启后，既有建安时期慷慨悲凉的余韵，又开启了正始以后弥漫于诗坛的荒漠凄冷的诗风;再从整个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脉络来看，曹植的创作既为五言古诗奠定了基石，同时又为近体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。
三、“建安风骨”的意蕴
钟嵘《诗品序》论及东晋“贵黄老，稍尚虚谈”的诗风时，首次提出“建安风力”这个概念。初唐陈子昂《修竹篇序》说:
文章道弊五百年矣！汉魏风骨，晋宋莫传，然而文献有可征者。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，采丽竞繁，而兴寄都绝，每以永叹，思古人常恐连迤颓靡，风雅不作，以耿耿也。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《咏孤桐篇》，骨气端翔，音情顿挫，光英朗练，有金石声。遵用洗心饰视，发挥幽郁，不图正始之音，复睹于兹，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。
作者认为，从建安到初唐五百年间，风骨莫存，兴寄都绝，故发愤振起，倡导弘扬“骨气端翔，音情顿挫，光英朗练，有金石声”的“建安风骨”。李白也说:“自从建安来，绮丽不足珍”。
“风骨”，是六朝以来很流行的一个概念。《文心雕龙》专辟《风骨篇》，称:
诗总六义，风冠其首，斯乃化感之本源，志气之符契也。是以怊怅述情，必始乎风，沈吟铺辞，莫先于骨。故辞之待骨，如体之树骸，情之含风，犹形之包气。结言端直，则文骨成焉;意气骏爽，则文风清焉。若丰藻克赡，风骨不飞，则振采失鲜，负声无力。是以缀虑裁篇，务盈守气，刚健既实，辉光乃新，其为文用，譬征鸟之使翼也。故练于骨者，析辞必精，深乎风者，述情必显。捶字坚而难移，结响凝而不滞，此风骨之力也。
风，这一概念源于“六义”之风，即风雅颂赋比兴的“风”，有风化的意思。骨，犹如体之骨干，强劲有力。由此推测，建安风骨，应具有如下几个特点。
第一，建安风骨，是与“气”密切相关的概念。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说:
文以气为主，气之清浊有体，不可力强而致。譬诸音乐，曲度虽均，节奏同检，至于引气不齐，巧拙有素，虽在父兄，不能以移子弟。
风，是气体流动的表现形态，气为风本，故又称作“气骨”，或曰“骨气”。钟嵘《诗品》认为曹植“骨气奇高，词采华茂”，说明曹植的创作最具风骨。气，在中国古代是一个涵义最为丰富的概念。在不同场合、不同学科中，理解颇有差异。但万变不离其宗。说到“气”，通常是指由内而外、自然生发的先天气质，不是靠后天的努力可以获得的，所以曹丕说它“不可力强而致”。就像音乐，同样的节奏，同样曲调，运气不同，感觉就会有很大的差别。曹丕说孔融“体气高妙，有过人者”，气足文妙，非同凡响。《文心雕龙·风骨篇》载刘桢评论孔融:“孔氏卓卓，信含异气，笔墨之性，殆不可胜”。特别注意到孔融的“异气”，认为有不可复制、不可取代的独特风范。说到王粲，曹丕“惜其体弱，不足起其文”，认为他体弱乏气，缺少气象。从对七子评论看，曹丕更欣赏和推崇壮大刚劲之气。说徐幹“时有齐气”，便有微贬之意。本来，齐地有田横，仗气刚烈，这应当是齐地传统。但从曹丕论述看，所谓“齐气”，实际是指恬淡自然的气质，表现在文章方面，则为舒缓平易的风格。曹丕《与吴质书》说:“而伟长独怀文抱质，恬惔寡欲，有箕山之志，可谓彬彬君子者矣。著《中论》二十余篇，成一家之言，辞义典雅，足传于后，此子为不朽矣”。所谓“箕山之志”，就是尧时许由所奉行的“终身无经天下之色” (《吕氏春秋·求人篇》) 。同时代的王昶在《家戒》中说到徐幹:“北海徐伟长，不治名高，不求苟得，澹然自守，惟道是务。其有所是非，则托古人以见其意，当时无所褒贬”。这里所说的“不求苟得，澹然自守”，与曹丕所说的“怀文抱质，恬惔寡欲”，是一个意思，即舒缓平淡。齐气，《三国志》《艺文类聚》《初学记》并作“逸气”。若此，则徐幹的创作就不是舒缓，而是骏逸风发。黄侃《文选平点》卷六说:“文帝论文，主于遒健，故以齐气为嫌。” 为嫌，就是不满。若说“逸气”，非徐幹所有，那是刘桢的风格。
第二，建安风骨，又是一种力的象征。
这是建安风骨最突出的特点，要讲究力度，刻骨铭心。刘桢的为人为文“有逸气”。《文心雕龙·体性》也说:“公干气褊，故言壮而情骇”。言壮情骇，而曹丕认为力度还是不够，故曰“未遒耳”。《文心雕龙·定势篇》载刘桢的话说:“文之体指实强弱，使其辞已尽而势有余，天下一人耳，不可得也。”言有尽而意无穷，这是重气的结果。有气就有势，就有力。刘勰总结说:“公幹所谈，颇亦兼气。然文之任势，势有刚柔，不必壮言慷慨，乃称势也”。《诗品》说刘桢“仗气爱奇，动多振绝，真骨凌霜，高风跨俗。但气过其文，雕润恨少。”以上各家都说刘桢的诗以气取胜。所谓气、所谓势，与陆厥《与沈约书》所说“刘桢奏书，大明体势之制”，道理是一样的，就是要求文章要有气势、风骨与气象。有气才有风骨，有风骨，才能壮大。建安七子中，陈琳的文章也壮有风骨。他早年在何进幕下任职，曾作《谏何进召外兵》书，认为“今将军总皇威，握兵要，龙骧虎步，高下在心，以此行事，无异于鼓洪炉以燎毛发。但当速发雷霆，行权立断”。他认为如果招纳董卓进京，“大兵合聚，强者为雄，所谓倒持干戈，授人以柄，功必不成，只为乱阶”事实证明陈琳的判断是对的，说明他很有政治眼光。后又追随袁绍，曾作《为袁绍檄豫州文》讨伐曹操。文章气势磅礴，排江倒海。《文心雕龙·檄移》称其“壮有骨鲠”。这是建安文学的重要特点。不仅诗文要求风骨，书画的最高标准也在风清骨峻。谢赫《古画品录》就常常用“气”“气力”“壮气”等概念推崇那些有气势磅礴的作品。
第三，建安风骨，体现一种情思蕴藉与华丽壮大的完美结合。
建安时代，是一个社会离乱、人才辈出的时代。钟嵘《诗品》说:
东京二百载中，惟有班固《咏史》，质木无文。降及建安，曹公父子，笃好斯文，平原兄弟，郁为文栋，刘桢王粲，为其羽翼。次有攀龙托凤，自致于属车者，盖将百计，彬彬之盛，大备于时矣。
各路才俊，“彬彬之盛，盖将百计”，纷纷汇集到曹操幕下。他们纵辔骋节，望路争趋，表现出强烈的创作欲望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说:
暨建安之初，五言腾踊，文帝陈思，纵辔以骋节;王徐应刘，望路而争驱;并怜风月，狎池苑，述恩荣，叙酣宴，慷慨以任气，磊落以使才;造怀指事，不求纤密之巧;驱辞逐貌，唯取昭晰之能;此其所同也。”
慷慨任气，磊落使才，形成了建安文学最鲜明的时代特色。建安诗人从记事起，就目睹了各种混乱纷争的严酷现实，经历了种种颠沛流离的生活。“出门无所见，白骨蔽平原” (王粲《七哀诗》) ，这些惨不忍睹的景象时刻萦绕于怀，叫他们无法回避，不能平静。他们把自己的感受形诸于五言诗。如:曹植的《泰山梁甫行》写“妻子象禽兽，行止依林阻”;陈琳的《饮马长城窟行》写长城吏与妻子的对话，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。这种特色，沈约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用“以情纬文，以文被志”八字来概括，是非常恰当的。
这个时期，又是思想解放的时代。传统的儒学虽然有所式微，而各种学说竞相驰骋，尤其是佛、道，格外兴盛。因此，建安诗人的思想非常活跃，不拘一格。曹植最后封地在东阿，在那里创立梵呗新声。后来的佛教界，都把曹植视为佛教音乐的鼻祖。道家也兴盛于建安时期。由于社会动荡，战乱频仍，神仙之说非常盛行，求仙访道，幻想长生成为上流社会中的一种普遍思潮，游仙诗也开始大量产生。曹操的《陌上桑》，近似于《荀子·成相篇》和秦简《为吏之道》及《楚词钞》所收“今有人”，都是三、七言句式。其内容也很接近，描写列仙之趣，或借描写仙境以寄托情怀。《气出唱》三首则描绘了一个关于梦幻一般的神仙世界，他可以御风而行，远游昆仑山，上达天门，与仙人欢宴，获得长生仙药，静心养气，得以长生不老。《秋胡行》二首又表现出一种更加矛盾的心理。一方面渴望长生不老，另一方面，严酷的社会现实又让作者感到疑惑不解，所以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说自己“性不信天命之事”。曹植早年信道，《远游篇》《仙人篇》幻想升天入地，云游天外。但是后来也意识到“虚无求列仙，松子久吾欺”。人们在战乱中向往和平;在饥寒中，最希望得到温饱。曹操的《对酒》就描绘出这样一个政通人和、国泰民安的理想社会，在那里，国君贤明，臣子贤良，政治清平，礼法公正，没有犯罪，没有争讼，没有战乱，没有灾祸，社会安定和平，百姓安居乐业。这些良好的愿望，既是统治阶级的理想，也是普通百姓所向往的社会。作者把他们在动荡社会里的丰富感受，用华丽壮大的语言表达出来，言人人心中所有的无奈、哀怨、理想、抗争，这就成为了时代的强音，也成为了历史的印记。
第四，建安风骨，表现为典雅与世俗的统一。钟嵘《诗品》评论曹植:
其源出于国风。骨气奇高，词彩华茂，情兼雅怨，体被文质，粲溢今古，卓尔不群。嗟乎！陈思之于文章也，譬人伦之有周孔，鳞羽之有龙凤，音乐之有琴笙，女工之有黼黻。俾尔怀铅吮墨者，抱篇章而景慕，映余晖以自烛。故孔氏之门如用诗，则公幹升堂，思王入室，景阳潘陆，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。
值得注意的是“情兼雅怨，体被文质”八个字。“雅怨”与“文质”对举，说明是并列关系。雅，有渊雅、文雅、清雅、闲雅之意，其文意大抵与今天所说的“高雅”相近。“怨”字，按照通常的理解，当本于《论语》中所说的“诗可以怨”。钟嵘《诗品》论曹植创作之“情兼雅怨”之“怨”，确有司马迁“发愤著书”之怨，这应当没有疑问。读曹植的《赠白马王彪》《洛神赋》《九愁赋》等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字里行间中弥漫着的哀怨之情。这“怨”字不仅仅是个体之怨，还包含有建安时期“风衰俗怨”的社会整体之怨。这是发自底层百姓的心声，体现出下层文化的特点。
曹家出身寒门，“起自幽贱” (《三国志·魏书·后妃传》) 。因此，这个家族成员的生活方式、处世态度乃至人生追求就与豪门望族有着明显的差异。《三国志·杨阜传》载曹洪击败马超后，“置酒大会，令女倡著罗毂之衣，蹋鼓，一坐皆笑。”杨阜虽然表示不满又能怎样。而曹植的生母卞氏也出身寒门，她自己就是“倡家，”也就是专以歌舞美色娱人的卖唱者。不仅如此，魏氏“三世立贱”,所以《三国志·魏书·后妃传》载:“初，明帝为王，始纳河内虞氏为妃，帝即位，虞氏不得立为后，太皇后卞太后慰勉焉。虞氏曰:‘曹氏自好立贱，未有能以义举者也。’”在这样的家族中成长起来的曹植，尽管其青少年时期都得到了乃父的特别呵护，走马斗鸡，过着贵族子孙的放荡生活，但其骨子里依然有着下层文化的烙痕。《三国志·王卫二刘傅传》裴注引《魏略》记载曹植约见当时著名小说家邯郸淳，“延入坐，不先与谈。时天暑热，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，傅粉。遂科头拍袒，胡舞五椎锻，跳丸击剑，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，谓淳曰:‘邯郸生何如邪？’于是乃更著衣帻，整仪容，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，品物区别之意，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，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，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。乃命厨宰，酒炙交至，坐席默然，无与抗者。及暮，淳归，对其所知叹植之才，谓之‘天人’。”
曹植现存作品约二百三十余篇，其中《蝙蝠赋》《鹞雀赋》《令禽恶鸟论》这三篇比较特别。《鹞雀赋》则通过鹞和雀的对话，表现了当时社会以强凌弱的现象。《令禽恶鸟论》则论述伯劳之鸣与人的灾难没有必然联系且为伯劳鸣冤叫屈。这三篇作品在曹植的全部创作中显得很另类，但他们之间却有共同的特色，即在题材的选择上，都通过鸟的形象来比喻社会现象，具有批判现实的色彩。用拟人手法写鸟的文学作品，以《诗·豳风·鸱鸮》为最早。《赠白马王彪》:“鸱鸮鸣衡轭，豺狼当路啼”，就本于此。汉代乐府诗，很多也常用鸟兽鱼虫作比喻。譬如《铙歌十八曲》中的《战城南》，通过即将死去的士兵和乌鸦的对话，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诅咒之情。相和歌辞中的《乌生》则描写乌鸦被人用弹射杀，乌鸦自叹藏身不密，又以白鹿、黄鹄和鲤鱼之死自我安慰，认为死生有命。杂曲歌辞中的《枯鱼过河泣》则以鱼喻人，告诫人们世情险恶，慎于出行。《野田黄雀行》描写黄鸟无辜被捕杀，又与汉乐府《乌生》《枯鱼过河泣》等有着相近的艺术构思。1993年在江苏东海县尹湾村出土的《神乌赋》，描述了一个关于乌鸦之间的故事，与曹植的《蝙蝠赋》《鹞雀赋》非常接近，基本上都四言，内容都讲到不同类的鸟之间的争斗。这些以拟人手法写鸟的文学作品之间，大概存在着某种传承关系。如果联系汉代乐府诗及《神乌赋》，并结合曹植其他创作，我们似乎可以作这样的推断:曹植创作这三篇作品，不像是率意为之，而是有意借鉴当时流行甚广的民间文学创作。不仅题材相似，在文字表达上，也特别注意吸收当时的口语俗字。曹植在《与杨德祖书》中明确说，街谈巷说，击辕之歌，乃市井俗说、野人之歌，虽是“匹夫之思，未易轻弃也”。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，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特色。
以往的研究在论及建安文学成就时，通常概括为两点，第一是反映了离乱的社会现实，第二是反映了知识分子建功立业的情怀。问题是，在中国古代，社会离乱多于天下太平。为什么说只有建安文学表现的离乱尤为感人？读书人常怀兼济天下的情怀，这种想法绝非建安诗人所独有。为什么只是建安文学表现的功业会格外被人注目？显然，这种概括并不完整。其实，建安文学的价值，不仅仅是真实地描绘了那个“风衰俗怨”的时代变乱，也不仅仅是强烈地抒发了诗人们感时叹世的情怀，更重要的是，“建安风骨”在中国文学史上树立起了一座历史丰碑，让世人看到了文学存在的生命力和价值，而这种生命力与价值，存在于广大读者的共鸣中。要唤醒这种共鸣，就要求作者必须抒发真实的情感，表达善良的愿望，展现美好的希望。若文学只是文人们的自娱自乐，或一味媚俗，甚至没有了是非标准，而与文学的本意背离。这样的文学是没有价值的。我想，这是“建安风骨”，乃至中国所有优秀古典文学作品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启迪。